内容提要

地区研究与国际关系学科一道是国际问题研究的两大基础组成部分,也是全球性大国地位和实力在知识领域的重要体现。历史上,一国地区研究的发展轨迹及其兴衰往往也是其大国地位起落的重要标志。与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在过去30年里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中国的地区研究发展明显滞后。加强地区研究既是新时期我国对外战略的需要,也是进一步发展国际关系学科的需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落实进一步暴露了其不足。本文认为,中国高等教育中外语教学与国际问题研究人才培养的严重脱节、专业研究机构与高等院校两只力量研究倾向的明显背离以及国家公派留学在资助派出人员的规划设计方面的失衡是造成这种滞后的主要原因,并建议以强化外语学习硬性要求、提供更多语种选择,扩大专业融合力度、允许个性化培养需求,加强与专业研究机构合作实现理论政策并重和适当调整公派留学项目结构四项举措深化地区国别研究以推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再上新台阶。

社会科学的知识可以被分为特殊的与普遍的两大类，前者是本土和地方的，后者则是普遍和一般化了的。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地区研究就属于前者，而通常被作为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的则属于后者。地区国别研究的深化对于推动国际关系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地区国别研究的重要性

１．地区国别研究与国际问题研究

地区与国别研究一般称为地区（区域）及国别研究，在中国一般习惯地称为地区国别研究，也可简称为地区研究。完整的国际问题研究可分为一般性的国际关系研究和精细化的地区国别研究两个部分。后者致力于揭示和描述各个地区的详尽个性特征，前者则致力于在对比抽象各种地区现象的共性特征基础上揭示作为一类国际关系现象的普遍性规律。与一般性的国际关系研究追求普适性、规律性的一般知识不同，地区研究追求的是在此基础上的地方性、精细化的具体知识，更重视基于对外部世界深入理解的基础上为国家制定更为精细的对外战略与策略、开展更具针对性和舒适度的外交政策，并对外交行为提供经世致用的现实指导。

如果将国际问题研究划为国际关系历史、国际关系理论和当前现实问题三个部分，那么地区与国别研究就其基本属性无疑更接近当前现实问题的研究。但是，国际关系理论建构所依赖的经验素材无非来自于历史上或是当代正在演化的国际关系实践。当代现实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地区研究以及在其基础上的归纳、综合和演绎。而国际关系史也是对各个地区国别史的整体综合与超越，其未来研究的深化有赖于地区国别研究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外关系历史细节及其内部根源与互动的还原和呈现。随着学界对于主流欧洲中心叙事以外更多非西方区域国际关系历史兴趣的增强，地区研究在丰富和填补同期的区域史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从上述地区研究与国际问题研究的相关关系可以看到，地区研究不仅是国际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国际研究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

２．地区国别研究与国家地位

地区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涵盖从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人口、语言到社会等诸多兼有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现代学科领域，作为一种跨学科门类的地区研究形成于二战后的美国，更确切地说是冷战和争霸所催生的研究领域。在国际关系中，弱小国家通常只能盯住大国，而全球性大国却不得不随着国家利益的外延扩展去深入理解由地区和国家所构成的全部世界。

地区研究是一项颇费成本的长期战略投资，需要不间断的经久投入，其道理类似于国家对于供养军队和发展军备的投入逻辑。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下一场危机会在哪里爆发，时刻保证一支广泛而能干的专家储备队伍就成为大国与这个世界打交道的必要代价。而保持这种对于其他地区的深入了解不仅为明天的大国地位上了份保险，也是维持一个开放、好学和批判的国内社会的重要条件。大学以及智库的区域研究成为区域知识及其人才培养的“蓄水池”，但保持这样一支能干的队伍有时甚至意味着需要忍受为研究者和学生频繁的穿梭于世界各地的近似于度假、旅游式的多种活动提供资助。它的投入成效的衡量往往是模糊和难以言说的。如果危机确实爆发了，地区研究专家和储备人才或许有机会证明这种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应急储备投资是富有战略远见的；但更为成功的地区研究相反却致力于预防危机，通过敏锐的警觉和灵巧的外交手腕使可能的危机消弭于萌芽状态。面对这一奢侈的事业，即便是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也经历过多次的意志动摇。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和基金会都一度大幅削减对于地区研究的经费支持，直到“９·１１”事件后才出现昙花一现的短期反弹。因而绝大多数国力有限的国家宁愿使用有限的资源来制造真实可见的武器弹药，但许多国家可以拥有强大军备，却仅有极少数国家能够发展起发达的地区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拥有领先的国际关系研究。

美国乔治敦大学国际事务教授查尔斯·金（Ｃｈａｒｌｅｓ　Ｋｉｎｇ）指出，美国作为一个全球力量的崛起并不仅仅只是经济和军事优势的产物，真正体现其霸权的地方在于他所拥有的对于隐藏于其他国家内部的语言与文化、历史与政治体系、地方经济与人文地理所具备的无可匹敌的知识和了解。这种了解建立在一个个由兼具对当地社会的语言掌握、历史敏感、深入体验和知识兴趣的学者、研究生、本科生所组成的知识群体之上。查尔斯·金不无自豪地举例，如果你想找到有关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或是中国的环境退化或者俄罗斯省一级单位的地方政治问题的掌握研究证据的专家，那么你一定可以在美国的大学中找到；相反，你却很难想象一位巴基斯坦学者了解内布拉斯加州、一位中国研究者可以对底特律的复兴发表具有权威性的见解、一位俄罗斯教授握有美国下一轮总统选举的原始调查数据。他的话可能是片面的，但却是事实。这正是发达的地区研究所提供和体现的全球性大国的智识根基。而由于历史的惯性，这种优势往往会延续到霸权之后，地区研究的发达程度往往也是国际关系史上霸权兴衰在学术领域的投射。欧洲依然是美国以外地区研究最为发达的地区，英国则是其中的翘楚。拥有百年历史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在昔日帝国利益富集的亚非国家和地区研究领域享有的蜚声世界的学术声誉和非凡实力无疑也是旧日“日不落帝国”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性霸权投射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落日余晖。

2中国地区研究的相对滞后

尽管近３０多年来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内涵上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存在着众多不足，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地区国别研究的发展滞后和欠发达。

１．中国地区研究的欠发达与不平衡。

在学科建制上，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是以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与外交学三个政治学二级学科的方式存在的，地区研究实际上仅仅是国际关系学者一个可供选择的研究对象而已。如同许多学者意识到的，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需要更多的国别地区研究专家而不仅是国际问题专家。考虑到地区研究独特的知识属性及其习得过程，比“理论化程度”（在美国，“理论化程度低”通常是冷战后国际关系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批评质疑地区研究的主要方面之一。王逸舟教授在２００６年也曾以此为标准，评估认为“中国的国别与地区研究水平并不算高”）更为重要的还在于，真正的地区研究专家需要经历一种被政治学者理查德·芬诺（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ｅｎｎｏ）称之为“浸润而后突破”（ｓｏ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ｐｏｋｉｎｇ）的过程，也即需要学会所研究国家或地区难懂的语言、深入了解当地陌生社区的生活、弄明白它复杂的历史与文化。更直白地说，地区研究者需要先深入地融入到当地的生活、知识、经验、思维构成的本土化的知识体系中去，在此基础上又得走回来，回到国际关系的一般理论知识中来。依靠这种在对象国实地生活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研究者能够在其后的学术生涯中获得有关研究对象知识的不断更新。它追求的是把对特殊性文化的研究与宽广的学科之一般性理解结合起来的一种“复合”效应。

基于地区研究的上述特性，一个高水平的地区研究学者不仅具有关于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地理方面的基本知识，掌握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而且必须较为熟练地掌握本地的语言，这种语言不仅是官方语言，甚至应该包括当地的方言（比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涉及中国研究的可选开设语种除了普通话还细分有藏语、蒙古语、粤语和闽南语；美国哈佛大学仅在非洲研究方面就能开设２４个语种的课程）。如果以这样的高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地区国别研究的队伍及其培养，能够合格的恐怕仅有对美日俄以及个别欧洲国家的少数国别力量能够达到标准。这就形成了研究对象与当地语言的断裂，以致于众多号称某地区、某国家的专家学者却完全不懂当地语言而仅仅依靠英语世界的第三方知识来展开研究。苏长和就认为，我们对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的认识过多的依赖于西方的英语学术世界，缺乏客观和以我为主的认识体系，存在被误导的风险。当然，这一情况在作为当前地区研究知识主要供给者的美国也正日益回潮。３０％的美国该领域研究者表示只掌握英语一种工作语言，５０％以上表示他们在工作中很少甚至从不引用非英语的资料。这种现象被视为美国地区研究衰落的重要标志之一。

“一带一路”的提出使我们窘迫的发现这种过于依赖英语学术世界的有色望远镜的局限和不足。姑且不论是否“我们中间真正愿意懂得中亚、南亚等区域人民的人太少”亦或“忽视了西亚北非地区深度的区域国别研究导致的自身知识、信息和人才储备不足影响了参与地区冲突治理的能力”，即便仅就沿线涉及的６６个国家的４０多种官方语言而言，国内目前教授的就只其中２０种，在这２０个现有语种中有１１个在读人数不足１００人、８个不足５０人。目前国内开设语种最多的专门院校北京外国语大学能够提供的７０个语种尚不能覆盖我国建交国家涉及的约９５种通用语言，也不及美国哈佛大学９０个语种的教授能力。纯语言专业的数字尚且如此，其中能够从事地区研究、国际问题研究的就更加不容乐观了。因此，即便不使用“落后”这样扎眼的词来冒犯尽管为数不多却依然存在的真正地区国别研究专家，对于总体的地区研究来说，谓之“不发达”、“欠发达”却也是事实。这种“欠发达”的表征归结起来是两点：一个是地区研究要求的“浸润然后突破”式的人才队伍及其后继储备培养的不足，另一个则是地区研究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即对西方几个主要大国以外国别地区的“浸润而后突破”的专家及其后继人才的严重不足。

２．中国地区研究相对落后的原因。

如果说一开始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整体落后，或者直言说是其理论化、国际化程度过低，那么，随着国际关系学及其理论研究的崛起，地区研究的依然滞后就不能简单归咎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落后，而要去寻找造成这种不平衡发展的体制、机制以及观念上的深层次原因。

其一，中国高等教育中外语教学与国际问题研究的人才培养严重脱节。在中国的普通高等院校，外国语言文学与国际问题研究分属不同学科和学院，且相互之间联系并不密切。一方面，外国语言是与文学联系在一起，与政治经济社会的联系基本隔绝，根本不可能就国际问题研究方向进行所谓“浸润而后突破”的持续培养和研究；另一方面，除部分外语类院校和极少数综合性大学外，绝大多数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的设置只重视英语，即使是日语、法语、德语、俄语、西语专业在师资队伍和招生人数上也都已出现萎缩，更惶论其他非通用型的小语种专业。在中国，尽管地区研究被置于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下，但在最基础性的语言与专业知识的结合上却一直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这就使得在此情况下培养出来的绝大多数地区研究人员对于除使用几大通用语言的主要大国以外的广大国别地区的研究不得不借助于英语世界的第三方知识，从而固化了英美世界在地区研究领域的知识霸权地位，也隐藏着苏长和所说的“误导”甚至于思维“美英化”的隐忧。随着中国崛起和与外部世界的日益深度交融，除了传统的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各行各业对于兼通对象国别（区域）的语言和国际关系状况的应用型人才的用人需求日益高涨，而这就高校国际问题的教学研究而言也意味着大学专业人才“供给”与社会用人“需求”的脱节。

其二，专业研究机构与高等院校两支力量研究倾向明显背离。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地区国别研究主要有两支基本队伍，一支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片的有关院所及相关部委所属的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国际片建立了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欧洲研究所、日本研究所、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和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八个研究机构；部委所属机构以外交部下属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和国家安全部下属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最具代表性）另一支是中国高等院校中国际问题研究学科的相关院系。（据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的不完全统计，截至２０１５年９月，中国高校共有１１５家设立了一个以上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有６０所高校招收国际研究类本科生，９３所招收国际研究类硕士研究生，２６所招收国际研究类博士研究生。）前者具有比后者更为雄厚的专业人才和文献资料优势，他们的研究范围总体上几乎覆盖了全世界的所有国家和地区，是我国长期跟踪和从事地区研究的重要阵地，但绝大多数研究人员侧重就事论事的具体问题及对策研究，在综合分析与宏观理论指导方面深度不够，同时因受到当地语言和田野调查等方面的限制，就整体而言离“浸润而后突破”的水准也尚有距离，但依然是目前国内地区国别研究最强劲的力量。而后者人才培养规模占优，研究队伍人数众多，但在人才培养，特别是本科生培养中因广泛推行“宽口径、厚基础”的模式，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点只能放在基本理论和宏观分析方面；同时因受到师资队伍编制和教学资源的限制，即使是有地区研究也只能是集中在主要地区与主要大国方面。随着国际问题研究整体招生培养规模的扩大，这种培养模式也造成同质化现象严重。教育部先后实施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相关国别区域基地和“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两批次大工程都旨在聚合各高校中现有的地区研究力量以强化其理论和政策研究，迄今仍没有在有效融合两者优势强化高校相关专业人才培养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当然专业研究机构中的现有体制安排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大国偏向，对于中小国家的跟踪研究也仍有待细化和深入。这种重理论轻实际、重综合轻解析、重大国轻小国的倾向严重影响了对区域国别研究的投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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