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我重获自由，回到家里与亲人们团聚。很多朋友以及在绿色中华一起听课的学生们网友们，知道这个喜讯之后纷纷来到我的家里慰问。那几天来我一直沉浸在重获自由的喜庆之中。与此同时，毕竟5·12特大地震给全国人民带来的损失也是非常巨大的，人心惶惶，大家常常担心再有不测发生。

我出来之后，有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就是为一个电视片介绍伊斯兰。有一天我们在百盛常春藤咖啡厅里正在谈话，余震突然发生了，大家把咖啡撂下不管，纷纷往楼梯道里跑，瞬间，所有的人都壅堵在马路上。还有一次是晚上，我正在电脑前工作，突然震动了一下，大家又呼喊起来，纷纷跑到大街上，很多人拿着席子露宿在街上，夜里不敢回家，余震的余波持续了好多天，而我个人经过这一次生活上的大地震，也需要一段时间的疗养和恢复。

首先是恢复网站，在我出事之前，为我们提供网络服务的是一个穆斯林服务商，他似乎认为大势已去，绿色中华这回彻底玩完了，所以就单方面关闭了我们的网站。我出来之后非常恼火，立即忙着恢复网站。在网站关闭的一个多月里，很多网友不知道我去哪里了，还有很多人在中穆网上发帖肆意侮辱我，还有一个叫王一民的造谣说我去英国的艾哈马迪亚总部找领导汇报去了。那时候我身陷囹圄无法自拔，出来之后也无法辩解，因此十分被动。于是，我联系了以前认识的一个西安的网络商，和他见了一面之后，重新租用了新的空间，很快又恢复了网站。

在网站关闭的这段时间，只有QQ群和聊天室可以使用。有个叫优素福·张的兄弟在网上到处呼吁，希望大家给我一些捐助。我出来之后，他把凑到的一两千块钱汇给了我。这时候，西安的一些兄弟姊妹纷纷给我接济，有的给一百，有的给二百，有的给五百，加起来大概也有了两三千块钱。但这次出事造成了十多万的损失，这点钱对我来说也是杯水车薪。

很快到了主麻日，我出现在大学习巷清真寺参加礼拜。回想上周主麻的时候，有的阿訇还得意洋洋在寺里宣布“无花果这个破坏教门的罪犯被判了两年徒刑，再也不能在西安教课了”，结果没想到的是事件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一个星期以后我竟然被放了出来，而且又公然出现在清真寺里。这难免让很多人看在眼里恨在心里。那天，我不但又出现在寺里，而且还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当时各清真寺都在发起对汶川灾区的募捐，月台上摆着一个大箩筐，很多人都在往里边扔钱，有的捐一百，有的捐二百，有的捐五百，而我当时身上还剩下两千块钱，于是就毫不犹豫地把两千块钱全部放在了箩筐里了。这个行为颇让在场的人吃了一惊，他们没有想到我这个经过劫难之后身无分文的人竟然还会给汶川捐两千块钱。对我来说，我个人的磨难比起汶川的同胞来说实在太微不足道了，所以我真诚地希望通过这点捐助能够缓解他们的痛苦，于是我当时就倾囊而出。然而，我的这个举动又给了别人造谣的口实。他们很快开始造谣：“无花果还是有钱，否则的话怎么能够给地震灾区一下子捐那么多钱呢？他们在英国有个总部，那个总部每月都会给他汇款，专门支持他对回坊传播基督教。”

其实，我出来之后，立即陷入身无分文的困境之中，我们的培训班肯定是不能再办了，在家里又要花销，而且十多万的欠款也没有着落，我仅有的一些钱又被我全部捐给灾区了，接下来的日子只有托靠真主了。

这时候，我的几个舅舅和舅妈知道我重获自由，闻讯从家乡赶了过来，他们连同我的一些亲友又给我凑了一些钱，所以我想借此组织一个聚会，仿照穆斯林的传统习俗过一个平安祭，也就是“平安乜提”。我给大家发出邀请约定在大皮院的一家餐厅，设宴款待大家。有的人认为我经济困难，没有必要设宴请客，而我则觉得一定要请，第一是感谢真主的天恩，第二也对很多亲友聊表感谢。在我入狱期间，很多人为此事四处奔波，其中有张学民先生，我称呼他为大大，他祖籍也是河南人，多年来对我一直无私的支持，除此之外还有阿里大大，穆金芳、穆银芳娅娅（阿姨），以及金宝英、金宝珍娅娅，还有刘怡姐，勤丽姐，四娅贺玉芳，安福仙娅娅，赵娟嫲嫲等，他们都是回坊的乡里乡亲，像亲人一样待我，我想通过这个机会对他们表示感谢。

聚餐的时候，大家让我讲讲话。由于和正式上课不同，这次我全部使用西安方言，首先感谢真主，其次对大家表示一份感谢。我叙述了狱中的一些磨难，还提到真主与穆萨约期四十天的事情，而我也与真主约期了四十天。穆萨当时为了接受启示，而我则在里边完成了真主对我的考验。这次考验既是对我的启迪，也是一场教训，我愿意接受真主给我的安排，并且相信以后的人生道路还很漫长，我坚信我们能做得更好，我坚信绿色中华不会因此而倒下。

对于这次使用了卑鄙和险恶的方式陷害我入狱的人，我也给了他们口唤，祈求真主饶恕他们，引导他们。我的发言让很多人大吃一惊，他们说，如果换成别人，肯定要破口大骂，并且要声言报仇雪恨，至少以此来宣泄一下心中的愤恨，而我却十分平静地原谅了那些伤害过我的人，这让大家难以理解。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一些卑鄙的恶徒，他们的信仰微乎其微，甚至谈不上信仰，因为一个害怕真主的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对穆斯林同胞下如此毒手。他们肆意为我造谣，说我是罪犯是恶魔是异教徒是卡菲尔，但与此同时他们明知道我是一个坚持五次礼拜，去麦加朝觐过天房的穆斯林，但仍然昧起良心迫害我，所以他们既不惧怕真主也不惧怕火狱，这些人实际上比我更可怜，因为他们远离真主的饶恕和慈爱。为此，我祈求真主饶恕他们可怜而卑劣的灵魂，洗涤他们的罪恶，给他们出路。

网站有了巨大的损失，安福仙、丁桂芳、海爱平、贺玉芳、马琴等十个姊妹，每个人拿出一千块钱，为我承担了一万元的损失。赵凤兰嫲嫲、徐丽媛大姐等人也为我凑了一些钱。另外，内蒙的好友马云飞，广州的好友赵玉周，还有在阿联酋工作的从未蒙面的勉金龙大哥，都给我汇了一部分钱帮我还债，缓解了我的沉重的负担。我在这里提到他们的名字，希望真主回赐他们。

拍电视片的那个剧组，请我做伊斯兰方面的顾问，我和他们不断接触，接受他们的采访，对伊斯兰做了全面的介绍，但由于某种原因这个节目估计遭到了封杀，没有正式播出，我也没有得到什么报酬。

七月份的时候，天津的常辉老师给我打电话。她问：“是无花果老师吗？我想给你介绍一份工作。”原来，她妹妹常雪的单位需要阿拉伯语翻译，由于我生活暂时没有着落，这个工作的薪水也不低，一个月能拿到一万三千块钱，于是我就答应下来了。我就答应下来了。

由于我的护照早已过期，我就回到河南重新办理护照，回乡之后很顺利地办好了护照，没有任何障碍。而我当时仍然在取保候审期，西安方面不允许我私自外出。后来，有关部门就此事询问过我，是谁让我私自出国的？我说：“是你们让去的。”他们说：“我们什么时候让你去的？”我说：“你们与河南省公安厅不是一个单位吗？是他们发给我的护照啊。既然给我护照，就证明允许我出国。因为护照就是公民在国外的身份证明啊！”他们也就无话可说了，所以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警方对我的拘留，纯粹是西安的地方行为，是当地人利用自己的优势动用各种关系勾结西安警方，对我这个外地人实施了恶行。

八月初，北京奥运会很快就要召开，我从家乡到了北京，从北京乘飞机到达迪拜转机，然后到达利比亚的首都的黎波里，踏上了神秘的非洲大陆。的黎波里位于地中海沿岸，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港口城市。与我同行的还有三个人，他们是北京建工集团的设计师或者工程师。我的工作是跟随他们赴利比亚考察，与当地的工程师们磋商建筑方面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不再是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伊斯兰教师，而是别人手下的雇工，我必须时刻听从别人的调遣，才能完成我的工作。

由于我的阿拉伯语撂下了很长时间，再加上每天要涉及建筑方面的问题，我就必须恶补我的阿语，尤其是在建筑专业的一些词汇，都必须要重新复习，于是我就在业余时间多掌握这方面的单词或术语，天天与大理石、花岗岩、水泥、石灰、混凝土等单词打交道。

我们入住的酒店位于地中海岸边，推开窗子就可以看见蔚蓝的大海，带着咸味的海风吹到脸上，让我的心情十分舒畅。我们的基本上都是在上午进行，下午或者晚上一般都是空闲时间，我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到清真寺去礼拜，并且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与我同行的三个工程师都是非穆，与他们的相处之中，我们互相都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在建筑方面，我从他们那里知道了花岗岩和大理石的区别，知道了什么叫做地震指数。因为中国刚刚遭遇地震，工程师们格外留意利比亚建筑的地震指数。后来得知，地震指数是以千年为单位来计算的，在利比亚基本上不涉及地震指数的问题，因为他们数千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地震。

另外，我也尽我所能，给他们一些指导，比如我看到了他们的设计图纸，医院有红十字的标志，我就及时地纠正了他们，因为穆斯林国家没有红十字会，而是红新月会，医院的标志都要改成红新月。

他们知道我是西安社科院的伊斯兰文化特约研究员，关于伊斯兰的很多东西他们都会请教我。我们接触的利比亚人都是穆斯林，所以他们在说话的时候常常带有“感谢真主、因沙安拉”等词句，而我每次翻译都把这些话原原本本翻出来。中方几位工程师就很纳闷，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平时看到的外国人说话，并没有这样的词句，我说那是因为国际惯例的原因，在翻译的时候都把宗教用语省略了。

工程师们因此也会有一些触动，他们常常问我一些伊斯兰方面的问题。当然，也包括很多争执不下的问题，比如他们对伊斯兰世界的落后颇有微词。我只有解释说，一方面穆斯林本身有问题，因为对宗教的僵化理解和执行，导致自己的衰落，再加上西方列强的入侵和长期的殖民，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不过落后也是暂时的，为此我引用了中国古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们就笑了起来说：“那为什么你们这些年一直在河西啊？”对此我也呵呵一笑。

为了让他们对伊斯兰有进一步的了解，我特意在星期五带他们去清真寺做主麻。星期五全国休息，他们也没事可干，我就劝说他们不如和我一起体验一下，顺便参观一下他们的寺院建筑。就这样，一个工程师就跟我去礼拜，我教他洗小净，教他跟着我一起做礼拜，体验崇拜真主的感觉。

的黎波里有一座很大的清真寺，但清真寺的“米哈拉卜”（壁龛）并不在大殿的正前方，而是在斜靠右的位置，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里曾经是一座教堂，基督徒们陆续皈依了伊斯兰，教堂废弃了也就改为了清真寺，类似这样的事情有很多。

我们很快迎来了斋月，由于要斋戒，平时的工作就减少了，我每天白天封斋，而晚上则到寺里做“太拉维赫”（间息拜）。斋月里所有的饭馆白天都不营业，工程师们白天吃不上饭，以至于满腹牢骚，终于找到了中国餐馆，只能进去关着门偷偷吃喝。更多的时间里，他们只有买些干粮或者泡面之类的吃，而我则顺理成章地按时吃酒店提供的封斋饭，晚上则可以和他们一起吃阿拉伯餐或者汉堡之类的快餐。

那家中国餐馆，老板大概是浙江温州的，进门吧台上方摆放一块安拉尊名的阿拉伯语牌匾，旁边又就摆着一个大财神，我不免心里有点膈应，就询问他们的饭食是不是清真的，他们说：我们不是穆斯林，但我们所有的肉食都是他们“穆斯林教”宰的。在这里找不到猪肉以及其他禁物，所以我就放心用餐了。

斋月的每天晚上，我把时间基本用在了写作上，我构思了一本书，就是《谁是受谴怒者》。这本书的内容来自于对《古兰经》开端章的思考。我们祈求真主引导我们端庄之路，不是受谴怒者的路，也不是迷误者的路。为什么每天要做这样的祈祷呢？传统的理解：受谴怒者就是犹太人，因为古兰经上说了，犹太人的行为遭到真主的恼怒。可是我们用得着这样祈祷吗？如果受谴怒者只是犹太人，怎么着也轮不到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祈祷，还干嘛祈求真主不要让我们走受谴怒者的路？反正我们又不可能成为受谴怒者！之所以真主让我们每天祈祷，不要走受谴怒者之路，说明什么？说明如果我们不听取真主的教导，也有可能重蹈覆辙，走上一条受谴怒者的道路，或者说有可能成为受谴怒者。历史上的犹太人是受谴怒者，并不见得现在的犹太人都是坏人，犹太人之中的好人大有人在，而且其中有很多穆斯林，古兰经就表扬过一部分犹太人，而受到谴怒的犹太人只是作为一个典型，真主用犹太人的事例来警告后人。我就以这个思路，展开我的写作。穆斯林也是有可能被真主谴怒的，穆斯林的哪些行为被真主谴怒？与犹太人曾经的错误相似的行为。穆斯林如果违背真主的旨意，有可能重蹈犹太人的覆辙，有可能被真主谴怒，像他们一样成为受谴怒者。当今中国穆斯林，虽然声称自己信仰伊斯兰，但在我们的身上，有很多行为和犹太人的行为如出一辙，比如说犹太人深信只有自己这个民族是唯一能进天堂的民族，其他外邦人都是贱民，都不是真主的选民，都要下地狱。而我们今天被称为回回的汉地穆斯林也有这种强烈的种族主义，他们往往认为只有穆斯林是唯一进天堂的。而其他人都是非穆斯林，必定要下地狱，这些人为什么下地狱呢？因为他们不信教！他们为什么不信教呢？和我们有没有关系呢？大部分中国人不信教是因为得不到真理，是因为没有人传教。该传教的是谁？是穆斯林。可穆斯林却拒绝传教，从这个思路出发，我引出了中国穆斯林的种种陋习，种种弊端，种种与犹太人相符的特征，来警惕我们堕入受谴怒者的行列。在利比亚度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这本书也得以顺利完成。

从利比亚回来不久，香港基石出版社再版了我的译作《古兰经降示背景》，将之作为康有玺主编的历代伊斯兰教经典文库之中的一部。这本书的出版有赖于马鸿雁女士等人的资助。她是甘肃临夏的一位教师，虽然出身穆斯林家庭，但却对穆斯林群体之中存在的不良风气深恶痛绝。后来她偶然读到了我写的《中华穆斯林的现状与展望》，顿时觉得豁然开朗，发现伊斯兰的教义原本是非常美好的，但穆斯林群体却倒行逆施，导致整体的衰落与退步。有一次，她主动联系到我，希望我能够到临夏见她一面，她希望亲自将善款交到我手中。于是我就从西安奔赴临夏，见到了这位素昧平生的读者。后来，她因病不幸去世。她的朋友马玉珍，以及前河沿女校的校长马春香老师，仍然在继续支持着我的宣教。

年底，我接到了美国国务院的邀请，邀请我到美国去访问，同行还有几个人，都是穆斯林的学者或阿訇。美国国务院有一个国际访问者计划，他们每年都会从世界各国邀请一部分人作为国际访问者，为他们提供一切费用，让他们去美国访问，通过访问消除对美国的误解和隔阂，促进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国际访问者涵盖了各个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其中包括穆斯林学者。那一年，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一个负责人找到了我，给我发出邀请，我想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能让我对这个超级大国做一个全面的了解，所以我就答应了邀请。

我很快到北京完成签证，乘坐北京直达华盛顿的航班，大概坐了十二个小时左右的飞机，到达了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美国和中国有时差，他们的白天正好是我们的夜里，一切活动都在白天进行，所以去了之后感觉非常劳累非常疲惫。好在所有活动基本上都有车接车送，而且有专门的翻译，所以旅程还算轻松。

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提到美国往往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我们到了那地方，发现他们的天空湛蓝，空气清新，绿树成荫，河流清澈，小鸟在路边的树荫里自由歌唱，草丛里随时会有松鼠蹦蹦跳跳。那里没有见到雾霾，没有见到假冒伪劣商品，牛奶的味道非常纯正，翻译告诉我们，保证没有三聚氰胺。美国人喜爱运动，每天清晨有很多人穿着运动装在跑步或者骑自行车，美国人见面总是彬彬有礼，面带微笑，对来宾非常友善。

我们参观了华盛顿的火车站，参观了美国的国会大厦，还有林肯纪念堂，华盛顿纪念碑，拜会了美国国务院、美洲伊斯兰教协会、自由光塔学院、皮尤研究中心，以及华盛顿清真寺。

我们受邀与美国国务院的有关官员进行会谈。会上他们介绍了美国穆斯林的状况以及宗教政策，我们也介绍了中国穆斯林的现状。我是一个自由人，所以就尽情畅谈中国社会的现状，好借此机会让美国人了解中国穆斯林，了解中国的国家政策。

他们对我们的提问一一做出礼貌的答复，比如说我们问到美国为什么发动伊拉克战争。他们回答，伊拉克战争不是美国民众的意愿，因为当时绝大部分美国人都参加了反战抗议和游行。但美国最终对伊拉克开战，说明了某些方面，政府并没有代表民意。我们提到布什对伊斯兰的敌意，他曾公开使用“伊斯兰法西斯主义”一词，对此，在座的一位是布什的中东顾问，他说他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十分震怒，这显然是对伊斯兰的歧视和误解。但与此同时，他们说，我们高兴地看到，美国正在进步，比如说美国曾经的种族歧视非常严重，但现在已经有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

谈到这里，我不得不佩服美国的勇气，这在我们国家似乎是不可能的，这个汉人占绝对优势的国家有可能让一个维吾尔人或者一个藏人当国家主席吗？不要说当国家领导，维吾尔人和藏人能够在内地享受到真正的平等似乎都是很难的事情。

美国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他们的国民来自于不同的种族，但他们的身份证上却没有民族这一栏，这因此避免了我国出现的民族问题。内地人因为汉族身份而产生了优越感，而边疆少数民族也因为其身份证上的民族成分而在内地倍受歧视。

通过对话，我们还对他们的宗教政策做了全面了解。让我们非常惊奇的是，美国没有宗教局，也没有新闻出版局，没有教育局，没有广播电视局。各宗教，各出版社，各个学校，各个电台电视台，所有的这些都是民办的，都是自由的，任何人都可以组建学校、出版社、报社、电台、电视台。可以自由地办报纸出版书籍，可以自由地建教堂，建清真寺。没有宗教局？谁来管宗教呢？对方回答：必须有人管宗教，这是你们的惯性思维，而我们觉得宗教是不需要管理的。这个时候中方有人提出，那如果不管宗教，要是出现邪教怎么办？美国方面回答，我们没有资格去判定某个宗教是邪教。在美国，任何宗教都是合法的，都会平等地享受宗教自由。这时候，中国方面又有人提问，那假如说一个邪教让人去自焚你们也不管吗？他们显然指的是“轮子”。美国人回答，如果某个宗教的信徒触犯了某一条刑律，就追究他某一种责任。比如说有人自焚了，追究自焚者的责任，杀人了，就追究他杀人的责任。比如说摩门教允许多妻，但是美国的某些州不允许多妻。如果摩门教的信徒在某些不允许多妻的州而多妻了，他就会被追究法律责任。但是，我们追究的是他们违法的行为，我们绝不会因此而判定某个宗教是非法的。

听到这里，我们很多人惊叹，常常说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原来这里才是真正的宗教自由。既然我们声称中国的宗教自由，美国方面就询问我们，你们有哪些方面的自由？你们的基督徒能办教会学校吗？你们的穆斯林可以伊斯兰学校吗？你们能够让小孩子不上官方的小学中学而上你们自己的小学中学，不学习无神论而学习古兰经吗？不，你们没有选择接受教育的自由。

你们有出版自由吗？你们可以自己组建出版社，自由的出版你们的传教书籍吗？你们宣传伊斯兰教的书籍能够在新华书店公开销售吗？不，你们的书籍不允许公开出版销售。即使在官方的出版社，你们的书籍也必须层层审批，而且不允许有传教色彩。你们有没有新闻自由？你们可以自己办广播电台或者电视台吗？办好电台电视台之后以供你们公开宣传伊斯兰教？你们不允许。

你们可以随意建造清真寺吗？不，任何一座清真寺的建立都必须上报国务院批准才行。即使如此，批准的可能性也是极小的，因为我国的原则是历史上有清真寺的可以恢复，而历史上没有清真寺的要被允许，则非常困难。西安至今有好几座清真寺都属于没有被政府批准的“黑寺”，包括拥有三四万穆斯林的义乌，当地的清真大寺至今仍然是“临时宗教活动场所”。

在美国，人们可以随意建清真寺，包括遗址附近，将要建起一座清真寺，尽管很多人反对，最终仍然获得了通过。因为美国的原则是只要清真寺所在地的邻居没有意见，只需要在政府登记一下就可以建清真寺。

你们能否自由地在大街上、公园里、广场上没有任何惧怕地宣传你们的宗教吗？这个时候我们想起来中国的宗教政策有一条，无神论者不能到教堂或者清真寺去宣传无神论，而有神论者也不能到公共场所去宣传宗教。这样乍看起来似乎很公平，但这里存在着偷换概念的行为。事实上，宗教徒的活动场所在寺庙教堂清真寺，而与之对应的无神论者的活动场所则在党支部、党校和各级党委。至于公共场所，则是属于全体公民的，既属于无神论者，也属于有神论者。如果不允许宗教徒在公共场所宣传宗教，也不应该允许无神论者在公共场所宣传无神论。如果允许无神论者在公共场所宣传无神论，就应该允许宗教徒在公共场所宣传宗教。而我国只允许在公共场所宣传无神论，却不允许在公共场所宣传宗教，实际上就是对宗教的限制和打压。

通过与美国的宗教政策的对比，我们瞬间明白了，中国宪法第三十六条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原来只是有信教的自由，而不是有传教的自由。你信教是可以的，但如果你在公共场所传教，那就是非法的，是要追究法律责任的。这一点，我个人就深受其害。这个时候，我们才明白了天朝的政策，与“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政策的区别。

在美国，人们可以自由的办报纸，出版书籍，办电台电视台，建立宗教学校，建立清真寺，伊斯兰中心，这些政策像极了现在的台湾，也像极了曾经的中华民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崇尚民主自由，以至于他们的官员宣称，如果美国没有民主和自由，当初还独立干什么？因为美国的独立宣言，就已经强调要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真正自由的国度了。

华盛顿的穆斯林很多，而且有不少本土穆斯林。出租车行业多半为穆斯林经营，我们常常坐上车之后发现前面悬挂着真主的尊名或者念珠，于是就会用英语同司机聊上几句。问他是什么时候的穆斯林，是国外的移民还是美国本土人。如果是美国本土的，就问他什么时候信教的，信了多少年，其中有的信了十年，也有的信了二十年。美国的清真寺大多积极传教，所以新穆斯林非常多。很多人印象里美国没有几个穆斯林，事实上美国穆斯林占总人口的比例，比中国穆斯林还要大。我们难以想象，美国有庞大的伊斯兰中心，有伊斯兰学校，有众多的穆斯林在学习伊斯兰知识，他们没有任何障碍。

在华盛顿期间的一天晚上，我们参观了国家大教堂，当时正举办一个聚会，各宗教的信徒都聚集在这座教堂，用不同的方式赞美造物主。我们先后聆听了天主教、基督新教、印度教、锡克教的赞美，接下来又聆听了穆斯林们在教堂里念起了悠扬的宣礼声，接下来，他们拍打着传统的马来手鼓，唱起了伊斯兰歌曲，让我们非常震撼。在这里，我们真正体验了各宗教多元共存，和睦相处，用不同的方式赞美同一个神的和谐场景，让人终生难忘。

在这次聚会上，我们还见了《今日伊斯兰》一书的作者艾哈迈德·阿克巴尔先生。他的这本书曾经被凤凰卫视推荐，在国内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在美国，我们还参观了纽约等其他城市，在纽约，我们首先到乔治敦大学，拜会了著名的伊斯兰哲学家纳斯尔先生，这位老人与我们侃侃而谈，并且给我们赠送了他亲笔签名的作品。他精通伊斯兰哲学，鼓励我们挖掘东方文化，不要像沙特那样，麦加城高楼林立，搞得像纽约的曼哈顿。

在美国的各个大学里，既有清真寺，也有教堂，甚至有犹太会所。大学清真寺里有自己的伊玛目，军队里也有随军的伊玛目。这毕竟是一个自由的国度，我亲眼目睹穆斯林的宣传标语悬挂在大街上，宣传伊斯兰的广告设在地铁口。我们在纽约参观了一个什叶派的清真寺，我们在那里做了主麻。那里的很多人是来自伊拉克的移民，他们在伊拉克受到迫害，但却在美国自由地生活。一大群什叶派的儿童也来参加礼拜，他们每个人都拿着一个小瓦片，叩头的时候把额头叩在瓦片上。他们的晌礼和晡礼是并礼的，在宣礼的时候加念“我作证阿里是真主的爱友”，他们在礼拜之中要齐诵“祈求真主赐福穆罕默德的眷属”。

又一天，我们来到了遗址，遗址被包围起来，人们可以献上鲜花寄托自己的哀思。在遗址不远，就是自由女神像。我们迎着寒风来到了庞大的自由女神像附近，自由地呼吸着美国的自由的空气。

我在一个大学的清真寺里，同一个伊玛目进行了谈话。我们也就美国的中东政策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关于袭击，很多穆斯林认为打得好，炸得好，而这位伊玛目说，他听到了世贸大厦遭到袭击的消息倍感惊愕。到底是谁干的？后来得知是穆斯林干的，他感到非常的屈辱。他说：穆斯林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呢？穆斯林难道不应该是传递美好的人吗？为什么要发动恐怖袭击呢？为什么要针对我的祖国，我的同胞发动恐怖袭击？这样的人还是穆斯林吗？是穆斯林为何袭击那些无辜的人？这不是伊斯兰的教导，不是穆斯林的行为。

美国穆斯林对于我们来说，的确非常陌生，中国穆斯林对美国穆斯林的了解非常有限，这次赴美访问，使我们有机会与美国的伊斯兰教界进行了沟通，使我们有机会了解了美国穆斯林，也了解了美国政府对待伊斯兰和穆斯林的政策，消除了此前的一些误会和隔阂，使我个人受益匪浅。此前，我们多多少少对美国有些许敌意，很多人认为美国是撒旦，是基督教国家，仇视穆斯林，压迫穆斯林，然而，经过了解，我们发现美国有开明的一面，有进步的一面，他们的政府虽然不是伊斯兰政府，但却很大程度上，与伊斯兰的教导相符。他们的国家虽然不是伊斯兰国家，但在很多方面，却比伊斯兰国家做得要好。

接受了在美国的访问，我又回到了我的祖国，但随之而来的是，又遭到了一系列的波折。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日

（文字整理：阿司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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