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白癜风专科哪里最好 http://wapyyk.39.net/bj/zhuanke/89ac7.html
...7月份，我对乌干达、肯尼亚和莫桑比克进行短暂的访问后回到了南非，回国后我立即要求与德克勒克见面。国内的暴力正在升级，年在暴力中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人，大大多于前一年因政治原因死亡的人数。经过与我的同事商量之后，我认为必须加快政治形势正常化的进程。我们的国家在流血，我们必须赶紧行动起来。德克勒克先生6月份取消了紧急状态法似乎为恢复谈判搭起了舞台，但是，到7月份，政府安全部队又逮捕了大约40名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其中包括麦克·马哈拉基、普拉文·戈德汉、西皮韦·恩衍达和比利·奈尔，声称他们参与了被称作“乌拉行动”的共产党阴谋，企图推翻政府。德克勒克要求与我举行紧急会谈，并向我读了所谓的在袭击中没收的文件。当时，我感觉很为难，因为我对这件事一点儿都不了解。会谈后，我想了解一下情况，于是给乔·斯洛沃打了电话。乔解释说，德克勒克先生读的那些段落是断章取义，“乌拉”是一个被废弃了的计划。政府想利用这个发现拆散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南非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不让乔·斯洛沃参加谈判。我回头去见德克勒克先生，并告诉他，他被自己的警察欺骗了，我们不打算与南非共产党断绝关系，或者把乔·斯洛沃从我们的谈判队伍中排挤出去。7月中旬，在计划与全国执行委员会见面前不久，乔·斯洛沃带着一个建议单独来见我。他说，我们自觉自愿地暂时停止武装斗争，以便营造恰当的气氛，推动和谈向前发展。他说，德克勒克需要让他的支持者看到他的政策已经给国家带来了好处。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反对，我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但是，后来我逐渐认识到，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而且，这正是采取主动的最好办法。我也认识到，乔恰恰是提出这个建议的适当人选，因为他作为一个激进分子是没有争议的。他不会因此而被责备上了政府的当，受了政府的骗，或者变成了软蛋。第二天，我告诉乔，如果他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上提出这个想法，我将给予支持。当乔第二天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上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有的人坚决反对，说那样对德克勒克的支持者无疑是一种鼓励，而对我们自己的人则是一个打击。但是，我为这个建议进行了辩护，并说，武装斗争的目的是把政府弄到谈判桌上来，现在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争辩说，“暂时停止”意味着随时可以撤销我们的决定，但是，对于显示我们的诚意却是必要的。几个小时的争论之后，我们的观点占了上风。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意见。尽管民族长矛军并不活跃，但是，武装斗争的气氛对于许多人来说具有伟大的意义。即使是仅仅作为一种装饰加以利用，坚持武装斗争也是我们积极打击敌人的一种标志。因此，武装斗争深得人心，它远远大于地下斗争实际取得的效果。8月6日，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在比勒陀利亚签订了后来被大家称作“比勒陀利亚备忘录”的协议。在该协议中，我们同意暂时停止武装斗争。正如我一遍又一遍地对我们的支持者所讲的那样，尽管我们暂时停止了武装行动，但是，我们并没有终止武装斗争。该协议也为释放政治犯和发布某种形式的大赦令提出了具体的日期要求。大赦计划到年5月份完成，政府也同意对《国内安全法》进行审议。在阻碍和平进程的问题上，唯有国内暴力升级问题最令人头疼和灰心丧气。我们都希望随着谈判的进行，暴力事件逐渐减少。但事实恰恰相反。警察和安全部队也很少抓人，城镇上的人们开始谴责他们助长和煽动暴力。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安全部队是在纵容暴力。许多暴力事件表明，警察不是在平息暴力，而是在煽动暴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走遍了被暴力困扰的约翰内斯堡南部法尔三角地区，安抚那里的受伤群众和死伤者的亲属。我一遍又一遍地听到同一个说法：警察和国防军正在破坏那里的稳定。有人告诉我，警察头一天在一个地方没收武器，第二天，因卡塔自由党的武装力量就用那些被没收的武器袭击我们的群众。我们还听说，警察甚至护送因卡塔自由党人互相接头并发动袭击。9月份，我发表了一个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我说暴力后面有一只黑手，并暗藏着一支神秘的“第三武装”，他们由脱离安全部队的人员组成，一直在企图破坏和谈。我们说不清这支第三武装的组成人员到底是些什么人，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我断定他们是存在的，他们的杀人黑手正在伸向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解放斗争。我是在亲身经历了两次特别的暴力事件后才得出这个结论的。年7月份，非洲人国民大会接到情报，属于因卡塔自由党的某些人员正在一家旅馆里策划于7月22日在法尔三角区的斯卜航镇对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进行重点袭击。通过我们的法律代理人，我们告诉法律与治安部部长、警察局局长和地区专员，警告他们即将发生暴力袭击，并敦促他们采取适当措施。我们要求警察，必须阻止因卡塔武装人员进入斯卜航参加因卡塔自由党集会。7月22日，满载因卡塔武装人员的公共汽车在警车的护送下，在光天化日之下进入了斯卜航。他们在那里举行了集会，然后，这些武装人员开始实施暴力袭击，在一次可怕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袭击中，他们大约杀害了30人。第二天，我探访了这一地区，亲眼目睹了过去我从来没见过并且希望再也不会见到的悲惨景象。停尸房内堆满了被砍死的尸体，有一具女尸的乳房都被用刀割掉了。不管这些杀人者是谁，但可以断定他们无疑是一群野兽。第二天，我要求会见德克勒克先生，我愤怒地要求他对此事作出解释。“你们事先已经得到了警告，”我告诉他，“但仍然没采取措施。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一直不采取行动？为什么警察也在那里插手干坏事？”然后，我告诉他，在其他任何国家发生这样大的悲剧，当有30多人被屠杀的时候，国家的领导人都会发表声明表示哀悼，但他却一句话都没有说。对我提出的问题，他没有作任何答复。我要求德克勒克向我作出说明，但他却对此事未置一词。第二个暴力事件发生在11月份，一伙因卡塔自由党党员进入了约翰内斯堡东部杰米斯顿市郊外的一个名叫藏基兹兹韦（Zonkizizwe）的牧场。Zonkizizwe是祖鲁语，意思是“欢迎各个民族的地方”。他们驱赶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有许多人被杀害。然后，因卡塔武装人员占领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的铁皮房屋，并没收了他们的全部财产。牧场的居民说，因卡塔成员当时是与警察一起来的。发生这一悲剧之后，警察和政府同样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南非黑人的生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不值钱。我又一次会见了德克勒克先生和他的法律与治安部部长艾德里安·弗劳克。我又问德克勒克先生，为什么在这次犯罪后警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我说，袭击者可以很容易地被发现，因为他们现在占领了被害者的房子。德克勒克先生请弗劳克先生说明此事，然后，弗劳克以相当粗野的口气问我，房子位于谁的地产上，意思是说这些人都是非法定居者，因此，没有权利受到法律保护。我告诉他，事实上当地政府已经批准这些人在那块土地上居住。他的态度仍然是许多南非白人所采取的那种态度，只是简单地认为黑人部落自古以来就一直在相互残杀。德克勒克再一次告诉我，他将调查和处理此事，但是，他仍然什么也没有做。在这一期间，政府采取了另一个行动，使事态更加火上浇油。政府作出了新的规定，允许祖鲁人携带所谓的“传统武器”在纳塔尔和其他地方举行政治集会和会议。这些所谓的传统武器——长矛、标枪、圆头棒、大头木棍，实际上是因卡塔自由党武装人员杀害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时使用的武器。这件事使我对德克勒克先生的和平诚意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些反对和谈的人从暴力中获得了好处，而这些暴力总是在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准备朝着达成协议的目标迈进的时候突然发生。这些邪恶势力企图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因卡塔自由党之间点燃战争的火焰，我相信许多因卡塔自由党成员也在密谋策划发动这样的战争。政府中的许多人，包括德克勒克先生，对发生在眼皮底下的事情采取的是一种视而不见或听之任之的态度。毫无疑问，警察和安全部队的最高领导正在帮助“第三武装”。这些疑点后来被媒体所证实。据报纸披露，南非警察的确在秘密资助因卡塔自由党。随着暴力继续升级，我开始用另一种方式考虑暂时停止武装斗争的问题。许多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已经有些躁动不安，于是到9月份，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暴力的不断升级可能会使我们不得不再次拿起武器。形势看来很严峻，与政府谈判所取得的成果似乎要毁于一旦。...年12月，奥利佛经过30年的国外流亡生活之后回到了南非。有他在我身边，使我感到非常高兴。他回来是为了参加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协商会议，来自国内外的45个不同地区的多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在这次大会上，我称赞奥利佛在非洲人国民大会最黑暗的时期一直领导着非洲人国民大会，斗争的烈火从来没有熄灭。现在，他领导我们来到了看到光明和希望的未来的边缘。在我被关押的27年间，是奥利佛拯救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并把它建设成一个具有实力和影响的国际性组织。在绝大多数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不是被关押就是被流放的时候，他担负起了领导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重任。他是一位战士、一位外交家、一位政治家。尽管我批评政府组织反革命活动，但是，正是奥利佛的讲话引起了一场风波。在开幕式上，他发表了一个颇有争议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要求对我们的制裁政策进行重新评价。他坚持认为，除非采取主动缩小制裁的规模，非洲人国民大会将面临“脱离国际社会”的危险。欧共体已经开始缩减制裁的规模。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和美国，都要为南非进行的改革对德克勒克先生作出回报，认为这样就会鼓励他继续进行改革。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策略，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国际上的实际情况。尽管大家对奥利佛的讲话进行了讨论，并且，他的讲话也得到了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批准，但是，他的建议却遭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军事领导人的反对，他们坚持认为，必须保持原来的制裁规模。这样一来，连我自己也成了抱怨和抨击的对象。他们批评参加和谈的人不与基层接触，与国民党领导人在一起的时间比与自己的人待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大会上，有人还批评我搞“个人外交”，不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一般会员沟通。作为一个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必须倾听群众的意见。我接受了大家对我的批评，承认在让整个组织都了解谈判的过程方面有所疏忽。但是，我也知道我们与政府进行谈判的微妙，我们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他们保守机密。尽管我接受了批评，但是，我相信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沿着同一条路向前走。我知道，我必须更加虚心和务实，让更多的人充分了解我们在谈判中所取得的进展，我在后面的谈判中没有忘记这一条原则。每天，每个周末，报纸都会及时报道在我们的社区和城镇发生的新的流血事件。显然，暴力已成为南非的第一大问题。在纳塔尔以及约翰内斯堡周围的里夫地区，各种犯罪、政治对抗、警察暴行和地下团伙杀人事件时常发生，搅得许多社区的群众不得安生。只要暴力问题不解决，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道路就仍然是艰难曲折和不可想象的。为了遏制暴力事件的升级，我与布特莱齐酋长取得了联系，安排与他进行会谈。1月份，我们在德班的王室宾馆见了面。布特莱齐酋长首先向出席的代表们和媒体发表了讲话，但不是消除分歧而是在翻老账。他列举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对他进行的语言攻击，批评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的和谈要求。当轮到我说话的时候，我不是选择与他针锋相对，而是感谢他多年来为我的释放所做的工作。我用事实叙述了我们之间长期存在的关系，强调了有关两个组织团结而不是分裂的许多问题。我们的私下会晤取得了进展，布特莱齐酋长和我签订了一个规范双方下辖组织行为的协议。这是一个公平的协议，我认为如果这个协议得以执行，肯定会有助于制止流血事件的发生。但是，我要说的是，因卡塔自由党从来也没有执行过这个协议，当然我方也有违反这个协议的地方。我们两个组织之间的暴力活动仍在继续着，每个月都有数百人死亡。3月份，因卡塔自由党成员在约翰内斯堡北部的亚历山大镇发动了一次进攻，在3天的冲突中有45人被杀死，但仍然没有人被逮捕法办。随着暴力活动的继续，我不能坐视不管，于是试图再与布特莱齐酋长见面。4月份，我去了德班，我们又一次发表了措辞强烈的声明，并签订了另一个协议。但是，上面的字迹还没有干，协议就被浸泡在了血泊之中。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政府在背后支持暴力活动，而暴力活动正在阻碍和谈。德克勒克先生对暴力不采取措施，使我们的关系濒临危险的边缘。4月间，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为期两天的会议上，我提出了对德克勒克先生诚意的怀疑。全国执行委员会相信，政府在后面支持暴力活动，暴力正在搅乱和谈的气氛。在致政府的一封公开信中，我们要求罢免国防部部长马格纳斯·马伦和法律与治安部部长艾德里安·弗劳克的职务；禁止在公共场合携带传统武器；逐步取消移民工客栈，因为约翰内斯堡周围的城镇上的客栈里住着很多因卡塔自由党成员；撤销政府的反暴乱秘密部门；指定独立的委员会调查安全部队的不正当行为。我们要求政府最晚在5月份满足我们的要求。德克勒克先生通过要求5月份召开多党派会议讨论暴力问题对我们的要求作出了答复，但是，我的回答是，召开这样的会议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政府完全知道要结束暴力必须做什么事情。5月份，我们宣布停止与政府谈判。年7月，非洲人国民大会30年来第一次在南非国内召开了年会。有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都是从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国内外的分支机构民主选举产生的。在这次大会上，我全票当选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西里尔·拉马福萨被选为总书记，充分表明火炬将从老一代领导人手中传递给年轻一代。我只是在出狱时才与西里尔见过面，他被许多著名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认为是一个合格的接班人。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他可能是最有经验的谈判人，他的谈判艺术无疑是在他担任全国矿工工会总书记时磨砺而成的。在讲话中，我对大家赐给我如此大的荣誉而表示感谢，并告诉大家，要跟上我的前任奥利佛·塔博的巨大步伐是何等的困难。虽然我们当时正在与政府争吵，但是我说，和谈本身就是一种胜利。政府参加和谈这一事实，正是他们没有能力维持种族隔离的表现。我反复讲，和谈的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我们与之谈判的那些政客根本就不想交出他们自己的权力。“大家必须明白的一点，就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和谈本身也是一种斗争，正如其他任何形式的斗争一样，和谈可能会发生多次反复。”但是，和谈不能靠等待。就我们的利益来说，绝不能以任何理由拖延种族隔离的痛苦。我说，有必要尽快创建一个过渡政府。大会强调，非洲人国民大会面临着一个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把一个非法的地下解放运动组织转变成一个合法的群众性政党。30年来，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秘密地在南非发挥作用，有些工作习惯和斗争技巧已经根深蒂固。我们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完整的组织，从最小的支部到全国执行委员会。在这个非常的变化时期，我们必须利用大约几个月的时间做好这件事情。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共产党的大部分领导人都已经被流放。他们多数都在7月份回来参加了年会。他们并不熟悉今天的南非，对他们和我来说，南非是一个新发现的地方。但是，却有一批杰出的留在国内的联合民主战线和南非贸易工会大会的年轻领导人，以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全面了解了政治形势。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些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南非的替身开展活动。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要把这些人吸收进自己的组织。我们不仅面临着逻辑上的问题，而且面临着哲学方面的问题。当你们在与一个共同的敌人打仗的时候，使运动组织保持一致是一个相当简单的命题。但是，当敌人走到了谈判桌旁的时候，要制定一种政策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儿。在新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我们不仅必须与许多不同的组织结合在一起，而且还必须考虑许多不同的观点。我们需要把组织统一到和谈的思想上来。在头17个月的合法活动期间，非洲人国民大会吸收了70万新会员。这是激动人心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对此沾沾自喜。就比例而言，这些会员中只有少部分是来自边远地区，这些地区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长期以来一直是最薄弱的地区。同时，国民党正在向非白人敞开大门，正忙着吸收那些对非国大不满的有色人和印度人。自从我出狱后，政府就一直在对我夫人进行诽谤。在她被声称绑架了四位住在迪普克鲁夫的年轻人并造成其中一人死亡之后，温妮第一次遭到了谣言的诋毁，然后，她被指控绑架四人并造成一人死亡。连续对她的人格进行的这种造谣中伤，使温妮和我都很想赶快走上法庭，证明温妮在这些指控中都是无辜的。2月，对我夫人的正式审判在约翰内斯堡市内的兰德最高法院开庭。我参加了第一天的审理，像许多非洲人国民大会资深人士一样，我尽量多去参加对她的审理。我之所以这样做，既是为了表达对我夫人的支持，同时也为表明我相信她是无辜的。乔治·毕佐斯为她作了辩护，努力证明温妮与这起绑架和打死人的案件没有牵连。3个半月之后，法官认定她在这起绑架案中是有罪的，并且在一起流氓杀人案中是同谋。但是，法官很清楚，她本人并没有亲自参与杀人。她被判处6年监禁，但是根据她的请求，她很快被保释出狱。对我来说，不管判决结果如何，她毫无疑问都是无辜的。...年12月20日，经过长达一年半的关于“谈判的谈判”之后，真正的谈判开始了：民主南非大会（CODESA）是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他南非党派之间举行的第一次正式和谈。我们以前进行的所有双边谈判为这次谈判奠定了基础。谈判在约翰内斯堡史末资机场附近的一个现代化的展览中心，即世界贸易中心举行。出席民主南非大会的共有18个代表团，他们代表着南非各政治党派。另外，出席大会的还有来自联合国、英联邦、欧共体和非洲统一组织的代表。这个大会是在南非召集的一次最广泛的政治团体横向联合大会。这次谈判无疑是一个历史盛会，当然也是自年开普和纳塔尔英国殖民地与前德兰士瓦布尔共和国及奥兰治自由邦同意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以来最重要的立宪大会。年召开大会的目的并不是发扬民主，而是对民主的违背，因为当时的代表中没有一个是黑人。但是在年的今天，南非黑人已经占了大多数。我们的筹备小组由西里尔·拉马福萨牵头，成员还有乔·斯洛沃和瓦利·穆萨。一周以来，他们一直与政府就选举、宪法、宪法起草机构和过渡政府问题进行讨论。来自20个不同党派的代表，包括来自班图斯坦政府的代表，已经同意了召开大会的基本原则。在谈判开始就持乐观态度的人不会因为几个拆台者而扫兴。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决定抵制谈判，他们指责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国民党勾结在一起，试图建立一个多种族政府。尽管一个月前，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阿扎尼亚人民组织围绕共同目标发表声明，组建了联盟组织——爱国阵线，但是，仍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害怕民主选举，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选举将暴露他们并没有多少支持者。布特莱齐酋长也在抵制谈判，因为不允许他组成三个代表团：因卡塔、夸祖鲁政府和斯维里斯尼国王。我们认为，国王应当不属于任何政党，如果把国王纳入政党的范围之内，那么南非各部落应该都能派他们的最高领袖参加谈判。在世界贸易中心举行的和谈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也具有自力更生的意义。与津巴布韦和安哥拉那样的非洲国家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所进行的和谈不同，他们需要外国人调解，而我们南非则是依靠我们自己消除分歧。德克勒克先生讲了关于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过渡性“权力共享”政府的必要性，国民党的首席谈判代表大卫·德维利尔斯甚至为实施种族隔离政策表示了道歉。我在自己的公开讲话中指出，随着民主南非大会的产生，进步在南非最终将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我说，政府通过其所管理的人民的批准才能取得统治权和合法性，我们正在举行的会议就是要创造这样一个合法的政权。我说，民主南非大会标志着选举产生一个起草新宪法的机构的开始，我看不出这样的一个宪法起草机构有任何理由在年不能产生。我呼吁政府，可以组成一个全国统一的过渡政府监督这种选举，控制国家宣传机构和武装部队，全面负责向新的、无种族歧视的、民主的南非过渡。在第一天的大会上，最大的与会党派，其中包括国民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都支持签署一个意向声明，号召所有的党派都支持建立一个统一的南非，其最高法律将是受独立司法系统保护的宪法。国家的司法系统将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起草“权利法案”，以保护公民的自由权利。总之，我们将要建立的是一个以成人普选权为基础的、多党派执政的民主政府。就我们而言，这是对新南非提出的可接受的最低立宪起点。因卡塔自由党拒绝签署这个声明，因为声明中要求建立“统一的南非”，这意味着不可能采取联邦制。大会选举产生了五个工作组，以便在年初开始工作，做好年5月召开第二轮“民主南非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工作组将探讨营造自由政治气氛中面临的问题、班图斯坦的未来、重新组建南非广播公司、检验诸如联邦制之类的各种立宪原则和创建过渡政府。各党派同意，各项决议将在“充分一致”的基础上作出，虽然没有作出界定，但实际上，充分一致就意味着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他多数党派之间达成了协议。召开第一次民主南非大会的第一天，直到临近休会都没有出现意外的事情。在召开大会的前一天晚上，我在电话里与德克勒克先生一直谈到晚上8点。德克勒克先生问我，是否同意让他在第二天最后一个发言。尽管按照日程安排，我将对大会作总结，但是，我告诉他，我将把这个问题提交全国执行委员会。那天晚上，我的确也这样做了。尽管大家有些担心，但是，我说服他们允许德克勒克先生最后发言。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关键性问题，我准备让德克勒克满意。到这次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一切似乎都很正常。我讲了谈判的重要性，我讲完话后，德克勒克接着讲。他强调了这次盛会的历史意义，论述了克服相互不信任的必要性。但是，随后他却做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开始攻击非洲人国民大会不坚持与政府之间达成的协议。他开始像一个校长训斥一个调皮的小孩子那样对我们讲话。他严厉地指责非洲人国民大会没有公布武器库的位置，然后又谴责我们保留“秘密武装”——民族长矛军，违反了年9月份达成的《全国和平条约》。他甚至用激烈的言词质问，非洲人国民大会是否有足够的诚意遵守自己签订的协议。这是我绝对不能容忍的，如果我听任德克勒克先生讲这种话而不予以驳斥，那么我当时就会受到谴责。他讲完后，当天的会议本应随之结束。但是，会场的气氛变得非常安静。我没有允许会议就此结束，而是朝讲台走去。我不能让他讲完话就这样算了。我的声音里带着愤怒：我对今天德克勒克先生的行为十分担心。他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发动了攻击，并且在攻击中一直很不诚实。即使是像他这样一个非法的、名声败坏的、少数人当政的政府的首脑，也要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他没有理由仅仅因为他是这样一个名声败坏的政府的首脑，就可以不遵守道德规范……如果一个人能来到这种性质的大会上玩弄他已经玩弄过的政治手腕，那么就没有人愿意同这样的人打交道。政府官员曾一再劝说我，允许他们最后讲，他们特别期望在这里最后一个发言。现在我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最后讲，他滥用了他的职权，因为他指望我不会反驳他。他完全错了，我现在就要说几句。我说，德克勒克先生用这样的语言对我们说话，这是不能接受的。我重申，是非洲人国民大会，而不是政府提出了和平讨论的倡议；是政府，而不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一次又一次地不遵守自己签订的协议。以前我已经告诉过德克勒克先生，公然攻击非洲人国民大会没有什么用处，但是，他仍然在这样做。我强调，我们已经暂时停止了武装斗争，以显示我们支持和平的诚意，而政府却仍然在与发动战争的那些人共同策划战争。我要告诉他，只有当我们成为收缴武器的政府的一部分时，我们才上缴我们的武器，不到那时我们是不会上缴的。我补充说，政府显然是在打自己的小算盘。他们参加和谈不是为了争取和平，而是在谋取自己的小政治利益，即使是在和谈的时候，他们也在暗地里资助秘密组织对我们实施暴力。我提到了最近披露的向因卡塔提供万兰特的事实，德克勒克先生声称不知道此事。我说，如果拥有他这个职位的人“不知道这些事，那么他就不配当政府首脑”。我知道我说得太严厉，于是，为了使整个谈判不再陷入僵局，我以缓和一点儿的口气结束了我的讲话：我请他摊出牌来。让我们坦诚地在一起工作，不要有背着对方的事情。不要私下再打什么小算盘，也不要说服我们允许他最后发言，因为他想滥用这个特权攻击我们，并希望我们不予驳斥。尽管他犯了这样的错误，但我仍然准备与他一道工作。第二天，民主南非大会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德克勒克和我都尽力表现得像没发生不可挽回的伤害一样。在会议开始时，他和我公开握手，并表示我们将一道工作。但是，彼此之间已失去了信任，因此，和谈陷入了僵局。民主南非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6周后，国民党在波切夫斯特鲁姆参加了“补缺选举”。波切夫斯特鲁姆是德兰士瓦的一个保守的大学城，历史上一直是国民党的一个根据地。但是，国民党人出乎意料地被保守党右翼的候选人击败。保守党坚决反对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和谈的政策，其党员主要由认为德克勒克先生不再靠得住的南非白人组成。选举结果似乎让人对德克勒克先生的改革及和谈政策产生了怀疑。国民党十分惊慌，他们自己心脏地区的嫡系选民也在反对他们的政策。德克勒克决定孤注一掷。他宣布，根据在波切夫斯特鲁姆补缺选举的结果，他号召于3月17日进行全国白人公民复决，对他的改革政策和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谈进行投票表决。他说，如果公民复决遭到失败，他可以辞职。公民复决对年满18岁的所有的白人选民提出了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你支持继续实行总统于年2月2日开始进行的、旨在通过和谈建立新政府的改革吗？”非洲人国民大会反对把一切非白人排除在外的这种公民复决。同时，我们也很现实：我们当然不想让白人选民反对德克勒克为坚持和谈所作的努力。尽管我们原则上反对这次选举，但是，我们还是鼓励白人投“赞成”票。我们把这种投票表决看作支持和谈的一个信号，当然并不是支持德克勒克本人。我们怀着几分不安的心情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qiaozhiduna.com/qzddx/53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