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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24—26日，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德国慕尼黑大学蕾切尔·卡森环境与社会中心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太平洋世界的环境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召开。5月24日下午3点，来自全球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三十余位学者齐聚中山大学怀士堂参加了本次研讨会的开幕式暨主旨演讲活动。与会学者合影本次会议主旨演讲者为美国乔治敦大学校务委员教授、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约翰·麦克尼尔，主题是“太平洋环境史：过去与展望”。麦克尼尔教授做主题演讲麦克尼尔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主题演讲的内容与目的：他想与听众分享自己对迄今为止太平洋区域环境史研究的发展状况及重大议题的理解。他指出，尽管与印度洋和大西洋地区相比，历史上太平洋区域内部的经济与文化交流的活跃程度似乎相对较弱，但从生态交流和演化的角度看，太平洋世界里的历史关联性不容忽视，但要理解这种关联性，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应当具备一定的地质学和天文学知识背景。麦克尼尔教授列举了两个他认为对太平洋区域历史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自然因素：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以及气候变化。前者影响了太平洋地区矿产（如新西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金矿、中美洲的白银和安第斯山脉的铜矿）与渔业等资源的分布，还进一步影响了人类对这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式，这意味着传统的社会政治史研究在太平洋地区的案例将会有新的内涵。后者的主要表现在赤道附近的太平洋海域，即著名的“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现象。他列举了18、20世纪两次厄尔尼诺现象的显著增强对社会经济问题的激化作用，即18世纪80年代初秘鲁印第安人大起义以及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部分地区气候干燥乃至火灾频发以及沿海地区渔业减产的问题。在讨论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之后，麦克尼尔教授阐述了人类开发自然的活动如何影响太平洋海岛及海域生态环境。他认为，太平洋深处岛屿地区的历史存在两个重要的转折点：首先是至年前人类开始在太平洋诸岛定居，这里主要包含两个“趋向”：一是从马达加斯加岛至复活节岛间广袤的南太平洋海域间的人口迁徙；二是由今东南亚地区向南太平洋群岛的人口迁徙。这两个方向的人口迁徙都对太平洋上的岛屿及周边海域的生态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表现之一是迁徙至当地的新居民对当地动植物种群造成毁灭性影响（比如新西兰恐鸟的灭绝；另一个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迁徙至当地的人群逐渐学会与当地环境共处，从而恢复了人与自然间的平衡，并形成了相应的生产生活方式。这就是日后所谓土著生态的形成过程。16世纪以后，特别是经历了19世纪欧洲殖民者主导下的探索开发与新一轮的人口迁徙后，土著生态被打破了。在此以前，太平洋的沿岸地区与太平洋盆地中的诸岛屿只存在有限的接触。18、19世纪欧洲人对太平洋的探索（航海与绘制地图）一方面加强了太平洋上诸岛屿与地球其他地区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导致当地人口因暴力冲突、疾病等因素而锐减。此外，殖民者对当地资源的开发以及近代全球市场的形成也造成了当地生态环境的“重塑”，这为今天国际社会思考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提供了历史参考。麦克尼尔教授在演讲的第三部分介绍了他对泛太平洋/跨太平洋区域内物种入侵的认识。他指出，随着19、20世纪跨太平洋交通的日渐便利，二战以后太平洋沿岸各港口的紧密联系成为生态物种入侵所依托的网络。麦克尼尔主要以跨洋航行船只的“压舱水”为例展开具体论述，这种漂洋过海的水体往往携带远方港口海洋生物的卵或幼虫，由此导致生态物种入侵，影响范围甚至深入目的地港口的腹地。他在最后强调，这一话题具有十分广阔的研究前景，特别是跨学科研究在其中将发挥重要作用。最后，麦克尼尔教授强调，其演讲内容只是太平洋环境史研究的冰山一角，他非常期待在本次会议的正式研讨环节对更多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5月24日晚，“环境史的未来”学术沙龙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学人文库举行，参与者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约翰·麦克尼尔教授，慕尼黑大学蕾切尔·卡森环境与社会中心主任克里斯托弗·毛赫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唐纳德·沃斯特教授，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历史学院保罗·洪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侯深副教授。中山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史学会副会长陈春声出席沙龙并致欢迎辞。在沙龙上，陈春声代表中山大学接受了发言嘉宾向中山大学捐赠的学术代表作。出席沙龙的嘉宾合影，从左至右分别为侯深教授、唐纳德·沃斯特教授、约翰·麦克尼尔教授、克里斯托弗·毛赫教授、保罗·洪教授在沙龙讨论中，几位嘉宾分别介绍了各自投身环境史研究的缘起，并就开展环境史研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环境史研究当下与未来面临的挑战、未来环境史研究的研究方向及方法等问题作答。与在学术生涯开端阶段就从事环境史研究的麦克尼尔教授与沃斯特教授不同，毛赫教授回忆他本是研究文学及德国政治文化史的专家，但在感受到人类社会发展速度不断增快，资源耗竭问题日益严重的客观现实后，认为有必要从环境史的角度理解过去并思考未来。侯深教授也对此表示认同，提出只有理解自然的作用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人类历史。麦克尼尔教授表示，虽然他认为未来难以预知，但他坚信环境史研究将会持续深入。因为环境史研究将会在自然科学的支撑下（如科研数据与科考实物证据的助益）推进。事实证明，相较于文献材料，自然科学研究能提供更多关于环境变化的历史信息。因此，他认为环境史研究者应重视利用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气象学及地质学等学科的资料与方法开展研究。保罗·洪教授则介绍了自己从维京史研究转入环境史，特别是海洋环境史研究的经历。维京民族是著名的海上民族，因此他对海洋史有相当浓厚的兴趣与扎实的研究基础，转向研究海洋资源的开发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关系，是顺理成章的。作为利用大数据研究全球渔业问题的学者，他强调了自然科学数据对环境史研究的激励作用，还表达了他对今后环境史研究能发挥积极作用，警醒世人，创造一种“新生活”的信心。随后，毛赫教授、侯深教授分别对全球环境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及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回顾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环境史学会的发展历程后，毛赫教授表示，时下受到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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