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前，浙江大学的王勇教授提出“书籍之路”的概念，意在突破“丝绸之路”的传统思路，构建东亚文化交流的新模式。强调自古以来中国与西域的交流，主要体现在以丝绸等为代表的物质文明层面；而中国与东亚诸国的交流，则主要体现在以书籍为媒介的精神文明层面。十余年来，更多资料被发现、出版、电子化，跨学科合作及研究有了长足进展，学者们有关“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的探讨更为丰富，认识也益发深刻。年9月21日至23日，题为“从‘丝绸之路’到‘书籍之路’：中亚与东亚之间贸易、艺术品与书籍的网络”的国际会议（FromtheSilktotheBookRoad(s):NetworksofCommerce,Artifacts,andBooksBetweenCentralandEastAsia）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隆重举行。此次会议由天柱佛学与东亚文化国际网络（TheTianzhuNetworkofBuddhistStudiesEastAsianCulture）、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佛学论坛（UBCBuddhistStudiesForum）、“拔地入云”研究项目（UBCSSHRCFROGBEARProjectUBC－SSHRC）主办，加州大学伯克利佛学研究中心(UCBerkeleyCenterforBuddhistStudies)协办。围绕着“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这一主题，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研究领域的三十余位学者汇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书籍流通”、“佛教艺术”、“政治意涵”、“物质文化”、“文学作品”、“信仰崇拜”等议题进行了为期三日的发表与讨论，与大家分享自己最重要或最新的研究成果，使得此次会议不仅拓展了学科的宽度，又加深了研究的深度。现场反响十分热烈。

主题发言9月21日下午，六祖寺教育办主任、茂名灵惠寺方丈登觉大和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佛学研究中心主任夏复（RobertSharf）教授，以及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拔地入云”研究项目主任陈金华教授分别致辞欢迎。之后，首都师范大学的郝春文教授与浙江大学的王勇教授分别发表了主题演讲。郝春文教授演讲的题目是《从敦煌写本看丝绸之路上的文献交流》，对敦煌文献的数量、来源地和内容做了具体考察。他指出，敦煌不仅是东西经济贸易的中转站，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交汇点。敦煌藏经洞的文献既有东来西往外地人遗留下的书卷，也有敦煌人东去西行携带回的写本。它们是敦煌与外地交流的见证、是中华文化与外域文明汇聚交融的见证，也是东西文化融入敦煌、影响敦煌的见证。

王勇教授的演讲题为《奈良时代的书籍之路——以第十二次遣唐使为例》。他指出正仓院年文书《奉写一切经所解》中所列当时日本“一切经”总数较之三十一年前的《开元录》多出三百二十四卷，进而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何以日本的一切经竟比中国开元年间的一切经卷数还多？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缀合正仓院文书收录的四份佛经目录，并尝试复原第十二次遣唐使的求书历程，王勇从新的角度探讨了唐代佛书东传的轨迹，解开了这个谜团。当时日本举国体制编制佛经阙本目录，朝廷直接参与写经事业，遣唐使在中国极力搜集书籍，日本佛教界精心保存珍贵的东来唐本，使得奈良时代的一切经数目巨大。

书籍之路主题演讲之后，进入不同主题的部会(panel)。第一、二部会同名为“书籍之路：汉语言”，分别由斯坦福大学宗教系教授、系主任柯嘉豪(JohnKieschnick)和来自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nationaledeFrance)的蒙曦(NathalieMonnet)主持。与会学者围绕多种语言、多种印刷物载体，展开了精彩的演讲。郑州大学的葛继勇的演讲题目是《域外出土简牍与中日书籍之路》。他以朝鲜半岛、日本等东亚各国出土的《论语》简牍为中心，从东亚的整体视野出发，将东亚各国出土的汉文典籍简牍置于特定的时间、空间坐标中定位考察，梳理中国文化在域外本土化过程中的化用与变异。北京大学的丁莉发表了题为《永远的“唐土”——日本平安朝物语的中国叙述与中国书籍》的演讲，着眼日本平安时代物语文学中有关中国的叙述，从物质、文本、图像三方面分析中国书籍传入日本后对本土文化生活等各方面产生的影响。汉籍与唐绘源源不断经由书籍之路抵达日本，不论物质层面还是文化层面，对古代日本而言均是巨大的滋养。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ofArizona)的吴疆利用《舶载书目》，就大庭修的先行研究中尚未得到重视的佛教书籍进行了致密的分析。通过研究黄檗僧侣在十七、十八世纪中日贸易中有关书籍交流的活动，重点